梁文道忆高锟校长：教育就要培养敢于挑战权威，能够独立思考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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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3日，对许多人来说，只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而就在这一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先生（Charles Kuen Kao）在香港逝世，享年84岁。
新闻里回忆起他，多数提及他是“光纤之父”，“是开发和应用光纤技术的先驱，为现代通讯科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如果没有他，今天的互联网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高锟（左）诺贝尔领奖现场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更重要的，他是一位那样可爱又可敬的老校长。
当年曾任《中大学生报》校园版编辑的周保松，在一篇怀念高校长的文里说：“我希望，当时光逝去，人们说起高锟时，不要只记着他是光纤发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还能记着他是我们的老校长，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做校长多年，高锟校长并没有留下太多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留下的每一句，今天听来都格外令人触动，比如他曾说，“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
校长，没有你，我不会有今天
梁文道
1、我的“非典型”大学生活
香港的窗外车水马龙，但是在我的房间里，我却忽然想起了几乎快要30年前的往事。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说到从大学到研究生那八年的时光，大概是我目前为止最快乐最自由的一段时光。
很多朋友来信或留言问我一些关于在学校里的问题，比如学校里的生活该如何度过，该做些什么，我常常觉得我的答案可能并不太标准或并不恰当，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过的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大学生生活。而我所在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当年也不是一所很典型的今天我们在中国常见的大学环境。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典型意义下的坏孩子、坏学生，常常不上课，我的最高记录是曾有一整年只上过三节课，几乎所有的课都逃掉了，连那种必须要上的分组讨论的导修课都不上。
所以，那一年的成绩也糟糕到一个程度，学校甚至发出警告信，警告我下一年的上学期再是如此，就要赶我出校了。
但那个时候的我在干什么？其实我是在读书。
那时候，我常常晚上去图书馆，看书看到图书馆打烊。随后我就回宿舍继续看书，或者和宿舍同学聊天。
夜深的时候大家也都睡了，我就继续看书，看到天亮。几乎像吸血鬼一样，天一亮才赶紧合上窗帘睡觉，睡到下午一两点起来，再到学校食堂后露天处，吸烟喝啤酒，和学校的工友们聊天。
2、那个时候的老师真“奇怪”，对逃课、改试题的捣蛋学生也格外宽容
那个时候我读书，读的多半都是自己喜欢的书，不过也全都和我的专业哲学相关。
说起修哲学，虽然我选了一门课是我喜欢的主修，但是实际上我在对付课程的要求上，也都是马马虎虎。
有些课上到一半觉得没什么意思，或者认为老师教得不好，我就不上了，到最后甚至连学期末的作业也不交，考试也不去。
有时候就算去了考试，但假如我看到试题的三道题目里，有两个问题老师问得不对，我就会修改试题，说明这个问题问错了，正确的方法应该这么问，再把我认为应该正确的提问方式写在下面，最后就只挑其中一题，我觉得老师出得很不错的题目作答。
那时候最奇怪的是，老师居然也特别宽容，在这种情况底下，还能给我分数而且还让我合格。
有些时候，上的课让我非常满意，就选了一个论文题目，但是因为觉得自己当下要处理这个题目太过困难，于是我就向老师申请这学期这门课可以给零分，反正之后我还会再补交论文，因为我读书不是为了求分数，而是为了求学问的。
过了一两年，我还真交了一份论文给当时的授课老师，难得这位老师居然还认真地写了好几页的意见回复我，认为我这篇论文写得不错，要是早一年多交，肯定能拿到最高分。
到了最后，我这种成绩和表现的学生，肯定连毕业都困难，最终仅仅是勉强毕业三级荣誉，可我居然还想考研。
隔了一年回学校考研的时候，我的成绩原本根本过不了，必须要学校的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开会特批。
他们就把我叫过去，给我安排了一场特别的面试。那几位老师其实对我都相当不错，回想起来那时候倒是我态度非常嚣张。
我记得我们文学院院长针对我想做的研究题目提了一些问题，我认为他外行，反而拿来挖苦、嘲笑了他一番，当着面这么做，其他在场的学校高层听了后也就笑了，后来也就取录了，这真是非常奇怪。
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对学生似乎特别宠爱。
当时中文大学还是按照英式的学院制，我所就读的崇基学院的院长是位神学家，是个宗教学者，人特别好。有时我们朝他恶作剧，拿着很幼稚的玩具水枪，里面装着特制的墨水，就往院长身上喷，还喊着“院长小心看枪！”
然后，他就看到自己白色的衬衫上黑了一片，当场很尴尬，但也只是对着我们傻笑，说着“同学真是活泼”，居然也就算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学校会这样子对待学生，这是我后来一直都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
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因为当时我们的校长就是这样一位开明，且宽容的人。他就是9月23日，以84岁高寿去世的高锟教授。
3、可惜那时候，我们还没认识到他的可敬
说到高锟先生，今天如果你在新闻上看到他的消息，大概会知晓他是“光纤之父”，是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
“光纤之父”，当然是很伟大的成就。
可以大胆点说，如果没有高锟先生在1966年发表的那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的重要论文，今天的互联网存不存在，或者是什么模样，都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更为难得的是，高锟教授当年如此重大的创造发明，他却一辈子都没有用自己的研发申请过专利。
曾有媒体记者采访他，问他是否后悔，如果当年申请了专利，那他今天就可能是暴富了。他的回答是，我没有后悔，也没有怨言，如果事事以金钱为重，那就一定不会有光纤技术成果。
事实上他到了晚年，在他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他还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希望全世界都能够逐渐降低光纤通讯的成本，让70亿人都能够享有免费上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在读大学之时，正是高锟先生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时期，但对于当时我们这群学生，并不清楚他的创发、他的研究，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不太理解他所做的光纤是怎么回事，同样我也不知道他在学术界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更不知晓他那种高风亮节，纯粹为了学术而生的精神。
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永远看起来乐呵呵，非常慈祥，常常被我们开玩笑，甚至被我们戏弄的，一位很可敬的长者。
只不过那时候，我们还尚未认识到他的可敬。
那时我常常跑到行政楼的校长办公室那层上厕所，我偶尔在洗手间碰到他，就很随意地跟他打招呼，他也总是很谦和地傻傻微笑，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他的那种笑容。
4、“一事无成”的校长，却站在了满是反叛精神的学生这一边
关于这位老校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他，但是其实我的老同学，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周保松，有一篇写得更为详实的文章——叫做《真正的教者——侧记高锟校长》，其中就说到当年发生在校长和我们学生身上的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周保松兄在我们学校的一份学生报——《中大学生报》担任编辑。
梁文道（左）与周保松（中）
《中大学生报》和中大学生会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学生报编辑部和学生会内阁，都是我们全校学生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出来的，而且按照传统，学生报与学生会通常是互相监督、互不相让的。
那时大家唯一比较共通之处，是整所学校充满了一股反叛精神。
比如像我这种学生就很“反叛”，但我这种反叛是属于“逍遥派”的反叛，而我们有些同学的反叛则是参与社会运动的反叛。
我当年曾很瞧不起那些“搞运动”的人，认为他们书都没读好，这些实践都是没有理论基础的。
而他们则认为，我这种人光会玩、光会说、光会看书，却不懂得实践的重要性。只有实践才能改变世界。
虽然大家曾闹得很不开心，但也不打不相识，现在都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周保松兄在他这篇文章中记录，1993年之时，他在中大学生报当编辑，那个时候他们去访问高校长，然后和高校长提到各种各样学校运动的情况，要听听校长怎么说。
校长当时就对他说，其实我是同情学生的，学生们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要参与社会，这都是很不错的。如果我是教授，我肯定可以表态，但问题是我是校长，我需要保持中立。
周保松兄回忆，高锟先生一直非常直接坦率。
同在1993那一年，3月份的时候，当时还是港英年代的香港，中央政府就曾经委任过几批港事顾问，为九七之后做过渡安排。
当时我们一群学生都对于我们的校长接受委任，感到非常不满和愤怒。因为我们认为，校长的身份应该是高度独立的，不应该接受这种政治委任。
一时群情汹涌，3月31日我们甚至在学校举办了一场论坛，在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前——被我们称作“烽火台”的地方举行，听名字就知道来势汹汹。
当时有一千多位学生和老师出席，校长坐一边，另一边是学生会的主席。中间由学生担任主持，学生们就一个个轮流逼问校长，为什么要接受中央政府的委任，我们当时觉得，这就是为了香港未来的利益。
后来还有学生传上了一个纸制的传声筒给校长，讽刺他是“政府的传声筒”，表达学生们的不满。
事后，学生报再去采访高校长，询问他怎么看待学生的示威，他答，学生当然有权示威抗议。
就在高校长接受港事顾问的委任之后一年，周保松又在学校的学生报写了一篇文章，谈论高校长这一年来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还定下标题：“校长一事无成”，在文章中猛烈地批评高锟。
但是很奇怪，学生报后来继续访问他，他如常接受访问，而且每年还写一封信给学生报，感谢学生报和同学们的付出和努力。
而且因为他知道很多做学生报或者做学生会的学生不像我们一般学生，我们放暑假后很多人会去打工赚钱，但是许多学生会、学生报的学生放假的时候还要忙着搞运动，是没有机会出去打零工的。
于是，高校长就从私人账户拿出2万块钱，每年都资助一些生活条件不太好的同学。
可是当时很多同学并不领情，觉得学校的行政单位以校长为代表，行政单位是体制派，我们学生永远要站在“反体制”的那一面，我们的本质就是要批判学校。
周保松与中大学生报的同学们
每个月的学生报仍然大肆批评校方，而高校长不止看过，而且他还会要求下属把这些评论和批评收集起来，影印分发给被批评的各所学院或者各个行政部门，让他们做检讨，看看学生的说法有没有道理。
接下来就是一次更严重的事故了。
5、“学校的教育就是要培养敢于挑战权威，能够独立思考的年轻人”
我们学校每隔三年有一场开放日，欢迎全香港的公众都可以来中文大学参观，学校也会做出很多展示，告诉全香港人这三年我们学校到底做了些什么，好让大家明白纳税人的钱没有白花。
既然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很难免，学校里就要做出很多尽量标榜学校事迹的展览和呈现。
1993年的11月13日，又是一次开放日。就在这次开放日的典礼上，很多重要的贵宾、港英政府的高官名流、香港的富商都来了，高锟校长正要上台致辞，忽然这时候，就有一帮更激进的学生冲出来抢麦克风。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后来是环保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位领军人物——卢思骋，他就冲出来送了一个用避孕套套住的学生娃娃给高锟，用以讽刺我们学生都被“包装”成安全无害的样子。
学生抢走了校长的麦克风，还有人扯了一条长长的横幅，遮盖住舞台后面的中大校徽，这个横幅标语上赫然写着：两天虚假景象演示中大衰相。
以此痛骂校方，认为中大做这样的开放日，根本就是劳民伤财，蒙骗社会，其实我们学校已经烂得一塌糊涂等等。当时的场面已陷入极度混乱。
校长只能匆匆致完词，就被保安送走，一大堆在外等候的媒体记者便蜂拥追堵，周保松也在其中，他冲上去拿着麦克风就质问校长：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
高校长忽然回头，顿了一顿，他说：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我的学生？他们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后来我们才晓得，事后媒体报道都批判我们学生“给脸不要脸”，多数学校的行政高层也都主张要处分当天闹事的学生。可是高校长强硬反对，他一个人把所有要处分学生的意见都压了下去。
很多年之后，高校长夫人黄美芸女士才在一个采访里说到，原来当天校长回去之后，晚上也看到了电视新闻里报道的混乱场面。
他当时就对他的夫人说：你看，什么都反对，这才像学生。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高校长说：
“学生一定要这么做，不然我听不到新的思想。
学校的教育就是要培养敢于挑战权威，能够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千万不能够盲目相信权威和专家。
人家说我是‘光纤之父’，我是光纤的专家，但是假如我告诉你光纤1000年之后还会被应用，你能相信吗？你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2004年，高校长不幸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记忆逐渐丧失。
乃至于到了2009年，当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他也近乎处在一个不太清楚是什么状况的情境底下了。
偶尔回到校园，或在外面看见他与他的夫人，永远都是那么恩爱的拖着手。逐渐失去记忆力的校长，越来越像一位很可爱慈祥的老人家，脸上挂着像小孩一般的笑容。
很多年之后，我在一些场合见到他，喊他高校长，他就只是笑。
他肯定不再知道我们是谁，甚至不记得自己曾当过一所大学的校长，也不记得自己曾经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不会记得自己曾经发明了光纤，更不知道我们这些学生到了今天，是如何地感激他。
没有你，校长，我不会有今天。
现在你走了，但是我一抬头，如果用一个望远镜，说不定我能看到那颗用你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你一直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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